我跨过了费尔南德，我在几个月之间依靠她的滋养，但这事实就像教科书上的道理一样冰冷。
比起出于偶然向我叙述临终情形的陌生女人，她的坟并不引起我更多的温情。
同样，我更难想象那个阿尔蒂尔·德·卡蒂埃和他的太太玛蒂尔德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对波德莱尔和奥地利的唐胡安的母亲知道的多哩，只不过我身上的某些成分来自他们。
然而，从封闭在他们那十九世纪的这位先生和太太开始，可以重重叠叠地追溯千百代人，一直到史前时期，以至大地上面目模糊的生命本源。
组成我的一半大杂烩就在这里。
是一半吗？在这样的翻转搅拌之后，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创造成独一无二的生灵。
但如何推测他们身上道德或体质的特殊成分的百分比呢？这就像剖开我的骨头来分析或衡量所包含的矿物质。
再说，我每天都更强烈地认为，组成我们的并不只是血液和体液，这样的计算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仍是把我与一切联系起来的那两根线索的第二次交汇。
我们从一个幽晦暗昧的处所出来，又将回到那里去，关于这个地方，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假设，总不该从精神中扬弃那些最简单的事实以及平凡而明显的成分，尽管这些东西是外来之物。
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是费尔南德的女儿。
另一方面，端详着苏阿雷的这些坟墓，我发觉我没有必要把这些人跟我拉在一起。
如果说阿尔蒂尔、玛蒂尔德和费尔南德跟我几乎没有什么牵扯，那么我对于他们来说就更毫无关系。
在我母亲生活的三十二年零四个月中，我在她的念头里顶多占八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对于她来说我首先是一团不确定的东西，接着是一个希望，一种感知，一种恐惧；在几个钟头之内，又是折磨。
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里，她对我有时候会感到温情、惊异，也许还有点自豪。
当阿洁丽太太向她宣布新生儿已娩出时，她感到或者自以为脱离了危险而觉得轻松快意。
接着，发烧把这一切都赶走了。
大家都看出来，在刹那之间她曾为她留在身后的孩子的命运担心，但显然她对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比对我的未来更为关切。
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一个是在他们的女儿结婚前的十年死的，一个是在女儿结婚前的二十七年死的，对于他们来说，我只不过是他们结婚的弥撒中所希求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外孙，弥撒祝愿他们长寿，有一天能儿孙绕膝。
我把手放在栅栏上，手掌上沾满了铁锈。
自从这栅栏门打开让最后一个亡灵——我不知道是奥克塔夫还是泰奥巴尔德——进来，已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杂草。
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中，有七个已长眠在这里。
在这七个人当中，到如今的一九五六年，只剩了一个孑遗，那就是我。
我应该在这里做一点什么事情。
但做些什么呢？如果在两千年前，我可以向那些以胚胎状埋在这里准备降生的逝者贡献食品，这样的埋葬姿势是人类给自己发明的最好的不朽的象征。
在高卢-罗马时期，我可以在一个装满了灰的骨灰堂一角倒些牛奶和蜂蜜。
在基督教文明的几个世纪里，我可以祈祷，祝他们安息，或者经过几年炼狱的净化之后，去享受天国的真福。
这些愿望都彼此矛盾，但无疑表达的是同一的意思。
就像我现在一样，假定这些人都在某个地方，我们只能祝愿他们在路上交到好运，这条路人人难逃，我们将来也必定要走。
这也是一种祈祷的方式。
当然，我还可以把栅栏重新油漆一遍，把地上的杂草锄净。
但是我第二天就要走，我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这样的心思。
?JohnofLeiden（1509-1536），再洗礼派领袖。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派，主张唯成年受洗方有效。
?AhmedBenBella（1916-2012），阿尔及利亚军人、革命家、政治家。
?JohnofAustria（1545-1578），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的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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