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奥克塔夫也有他的巅峰,说实话这人地位卑微,来去匆匆,并且来自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区。
奥克塔夫仿佛只是远远地、居高临下地跟随着他那个时代比利时的文学运动。
他曾经给德·科斯特提出过一些具有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老头儿那奇特天才的忠告,据说他也借给他了一些钱。
但科斯特死时穷愁潦倒,他死前十五年就被遗忘了。
至于《梯尔》,奥克塔夫否认其中有任何诗意,这并不公正,大概是因为那强烈的现实主义惹恼了他,再加上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一股叛逆的气味。
年轻的乔治·罗登巴赫向他致敬;年轻的朱勒·代斯特雷来热情安慰,但都来得太晚:他已经要死了,他没有亲眼目睹比利时诗坛的百花争艳,他曾经为这小心翼翼地作过准备。
他不敢肯定他的古典主义和稍稍过时的浪漫主义是不是受到这些象征主义者的重视。
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大吵大嚷地千方百计要钻透这个在当时欧洲市侩习气最浓的一个国家,且不说这种做法时而会刺激他本人的神经,也会惹阿克兹的那些人不高兴。
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他这个虚幻影像的爱好者竟会十分喜欢卡米尔·勒莫尼耶那略嫌粗俗的肉欲主义,而这人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正是劳伦斯的先驱。
然而,勒莫尼埃出版的有关《雷莫》的那篇文章深深地感动了他。
他觉得,他以及他的弟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
当这个小说家被人诬告,与法院方面有了麻烦,评委拒绝颁给他不知是哪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奖,布鲁塞尔大学的年轻人为他开一次宴会来昭雪委屈树立荣誉。
人家也邀请奥克塔夫出席宴会,他接受了邀请。
但他在预定的日期以前的三个礼拜就去世了。
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宴会如期举行,在缺席的诗人的座位上有一大捧野花作为标志。
有关他的信息暗淡了。
他对自己的评价尽管不完美,但也得到了某些人的赞同和接受。
他本来可以接触到那种荣誉,人们把那叫作“幸福的青年时代”
。
在让这两个阴影重新渡过冥河之前,我要向他们提出几个有关我自己的问题。
然而我首先一定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经过了长时间一代接一代的直系和旁系先祖,对于那些人,我们除了他们的生卒日期之外一无所知,终于有了两个精神和肉体,两个声音,激烈昂奋或者相反,期期艾艾、欲言又止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两个生灵,我们有时听到他们的呐喊,有时听到他们在叹息。
于是,借助家里一向残缺不全的纪念品,我描画出我的外祖母玛蒂尔德或是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的模样。
此外,为了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完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使用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十九世纪一位虔诚的妻子和一位品行端正的封建领主的材料。
相反,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
为了把这两个人物放在正确的背景环境之中,让我们观察一下一个小群体,比他们俩更伟大,或者说肯定更显赫,这些人也在那个世纪的同一个阶段“紧紧攀住他们的顶峰”
。
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或者那些门在他不知不觉的当儿已经微微打开了),这也让他成了一个比天才更胜一筹的人。
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
如果他早两年信步走进沙勒鲁瓦的碧绿酒家,就可以跟这位头发乱蓬蓬、裤兜儿里揣着《醉舟》底稿、徒步从夏尔维尔的那个小村子走来的小伙子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了。
我并不是在杜撰一个小说情节:那时,兰波这位狂暴的天使对给他送来一大杯啤酒的长着一对丰乳的女招待有特别敏锐的感觉,他一定不会认为那个衣冠齐整的先生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六翼天使。
而在奥克塔夫看来,这个打量他的人只不过是个流氓阿飞。
到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
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
的秘密,这些乐曲还会吸引门槛外面的那些“欢欣的灵魂”
。
马克思也是在这一年逝世的,比巴枯宁早了七年。
路德维希二世,施塔恩贝格的那个隐居者,还要苦熬三年,跟他的那些幻象以及他自己的肉体斗争(“多一些亲吻,上帝!
多一些亲吻!”
),然后才投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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