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揉了揉后脑，肿起了一个苹果大小的包。
他抬起左手手腕，眯着眼看了看手表的荧光表盘：五点五十七分。
事发时是几点钟？五点过了几分钟吧，至少五点十分了。
除非他们在斯蒂芬广场有一架直升机做接应，否则他们应该还在奥地利。
他拍了拍运动夹克的口袋，发现手机还在。
他摸索着拿出来，拨了号。
两声铃响。
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克鲁兹。”
三十秒钟之后，曼弗雷德·克鲁兹将电话一摔，思忖着对策。
最显而易见的反应是拉响警报，通知全国警署的各单位，一名老者遭以色列特工绑架，命令他们关闭边境，封锁机场。
这样的举动会引来许多不方便的问讯。
沃格尔先生为什么遭绑架？他究竟是什么人？彼得·梅茨勒的候选人资格会因此丧失，克鲁兹的职业生涯也就此完蛋了。
即使在奥地利，这样的事情也足以要了他的命。
克鲁兹以前见得多了，他知道这样的问讯一旦从沃格尔身上开始，人们就一定会没完没了追问下去。
以色列人知道他一定会束手束脚，他们选择的时间恰到好处。
克鲁玆必须想一个更巧妙的干预手段，既可以阻止以色列人，又不会破坏任何进展中的计划。
他拿起了电话，拨了号。
“我是克鲁兹。
美国人通知我们，他们认定‘基地组织’的一个团伙今晚可能在我国境内驾驶机动车转移行动。
他们怀疑‘基地组织’成员可能同欧洲的同伙一道行动，目的是更好地混入周围的环境。
现在，我要启动反恐怖预警网络。
请将边境、机场、火车站的安全警戒等级提高到第二类。”
他挂了电话，凝视窗外。
克鲁兹已经向老头儿抛出了一条救生索，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抓得住它。
克鲁兹知道，即使他抓住机会脱身了，自己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一一以色列的抓捕团队该怎么处理呢？他从西装前胸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片。
“如果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谁呢？”
“暴力。”
曼弗雷德·克鲁兹伸手去抓电话。
自从回到维也纳以后，修表匠很少有机会走出他在斯蒂芬大教堂的小店。
他旅行得太频繁，所以积欠了许多工作等他完成，这其中包括一台维也纳彼德麦式样的标准钟，是由著名的维也纳钟表师伊格纳茨·马琳泽勒于1840年制造的。
红木外壳完好无损，然而一块镀银的表盘却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修复。
标准钟的手工机芯被分拆成了几个部分，小心地摊在他的工作台面上。
电话铃响了。
他放低了便携CD机的音量，于是巴赫的《G大调第四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减弱成了耳边的细语。
巴赫，本以为是乏味的选择，然而不久之后修表匠却发现巴赫的精确严谨正好同拆装古老机芯的活计形成了完美的搭配。
他伸左手抓起了电话。
一阵疼痛的冲击波贯穿了整个臂膀，提醒着他在罗马和阿根廷的“丰功伟绩”
。
他将听筒凑近右耳，用肩膀夹住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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