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单独与她排练这次行动的核心任务。
加百列向她保证，行动一旦成功，马丁的世界就彻底打开了。
但他提醒道，只要有一点点失误，整个行动就彻底泡汤，她自己也会面临重大危险。
她要想象着野狼就在门外，等着当场抓住她背叛的证据。
要打败他，就要做到迅速和不动声色这两点。
速度很容易达到，但是能不能做到悄无声息，这很难说。
终于，在第二天晚上，她做到了，训练录音里没有捕捉到任何声音。
然而，除了对佐伊进行紧急训练，加百列还有众多事项需要操办。
他们需要租车，需要安排额外人员各就各位，还需要在塞纳河右岸离市政厅不远的地方准备一套安全屋。
另外，鉴于英国政府的高调参与，他还需要出席一场场高层会议。
军情六处伊朗小组的人不知怎的也加入了进来，还有外交部和国防部派来的代表。
实际上，加百列每次走进泰晤士大楼，与会的人数似乎都多了一点。
和兄弟情报机构保持如此紧密的工作关系显然存在风险——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同行都会竭尽全力，认真记录每一项行动进展。
加百列在军情五处的安全屋里居住和工作，这增加了他的暴露频率。
尽管格雷厄姆·西摩否认他们监听了行动的准备过程，但加百列确信他的队员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被军情五处录制下来进行分析。
但这些都是要求英国合作对付马丁·兰德斯曼的代价。
要求佐伊合作的代价。
加百列如实遵守最初的行动协议，不情不愿地把对佐伊的监视任务交给格雷厄姆·西摩。
西摩不顾律师的反对，把监视范围扩展到佐伊在《金融日报》办公室里的电话和电脑。
从截获的电话记录和电子通讯记录里，他们没有发现她有任何轻率之举或反悔的迹象，也没有与日内瓦全球视野投资公司董事长马丁·兰德斯曼秘密联系。
在海格特区安全屋里的最后一晚，佐伊似乎比以往更加专注。
如果她对接下来的行动感到恐惧，那她的确隐藏得很好。
她坚定地踏上加百列的“传送带”
，最后一次在各个房间里穿梭、做汇报。
与前两天一样，她的训练在二楼书房里结束。
加百列关上灯，聚精会神地听她最后一次排练。
“好了。”
她说，“我花了多久？”
“两分十四秒。”
“可以吗？”
“很好。”
“你听到声音了吗？”
“什么都没听到。”
“那结束了吗？”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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