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湾了如指掌；他朋友众多，其中有老实的拉脱维亚渔民，有黑市贩子、小偷，还有心怀不满、逃避社会的人。
他要提供的，恰恰是伦敦在遭受近期损失后亟需的——建立一条经由波兰、德国进出苏联北部的新供应线的机会。
说到这儿，我得向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势——关于圆场，还有我自己为了在圆场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
本出事之后，我的情况一直不太明朗——他们可能会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赶出去。
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能留下来得感谢史迈利在幕后的干预，虽说当时我并不知情。
假如人事组的头儿能说了算，不出五分钟我就会被开除。
我在软禁期间擅自脱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关系亲密却知情不报；虽说我并不情愿接受本的求爱宣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活该见鬼去。
“我们觉得你可以考虑去英国文化协会62。”
人事组的头儿恶声恶气地说道。
他叫我去谈话时连茶都没倒一杯。
但史迈利为我说了情。
看来他觉得年轻冲动的我还有潜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规模不大、由散布欧洲各地的秘密情报来源组成的私人队伍。
上头对我宽大处理还有一个原因——但即便是史迈利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尔·海顿掌管的伦敦站势力急剧扩张，几乎垄断了圆场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所有行动。
就算史迈利怀疑的眼神还没集中到比尔身上，他也已经确信圆场五楼的核心圈子里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
。
史迈利决心要组建一支情报员队伍，他们年纪轻、级别低，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怀疑对象。
万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我似乎被遗忘了，整天在后面的大房间里打下手，替白厅的客户们干些评估分发低密级报告的活儿。
我没有朋友，无聊透顶，越来越觉得人事组的头儿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办公室，当着史迈利的面说要把我派驻到苏黎世当助理。
我的上级是一位能干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据称此人对我的原则是“学不会游泳就淹死好了”
。
不出一个月，我在苏黎世老城区的一所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
我的情报来源中有一个在日内瓦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此君爱列宁，但更爱的却是个法国空姐；一个在洛桑的捷克军火贩子，因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炸药而深感良心不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63有座小别墅，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发展以前家里的佣人；一个紧张兮兮的东德物理学家，他隶属埃森64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里皈依了罗马教廷。
我对波兰驻波恩66大使馆的窃听搞得挺不赖，还监听了巴塞尔67的两个匈牙利间谍的电话线路。
另外，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梅布尔。
她最近刚转到审查组，是低级官员酒吧里深受众人爱慕的对象。
史迈利对我的信任并没有白费。
由于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后方坚持执行严格的“需者方知”
68原则，我们成功地网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将它们传递到了能真正利用情报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有多么不容易，肯定会感到很惊讶。
于是，像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汉堡的位置空出来了——一个人的职位，直接听命于伦敦站。
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当时伦敦站俨然已成为情报部的行动枢纽。
史迈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尽管私底下他对不断揽权的海顿持有保留态度。
我费了许多心思，没有鲁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组的头儿我有在海军工作的经历。
我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让他感觉到我已经厌烦了史迈利那种老派的谨慎作风的束缚。
这法子奏效了。
他把汉堡的职位给了我，以为我也是海顿的支持者。
当天晚上，我和梅布尔在比安希餐馆吃了顿浪漫的晚餐，然后上了床，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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