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四年的训练—学习其他人可能忽略的微小迹象，学习在其他人可能会死掉的状况下生存—我很快一路晋升。
我第一次外派的驻地是柏林，去了不到六个月，我就第一次杀了人。
打从“空降师”
成立以来，欧洲的行动就划入伦敦总部辖下，由机构中最资深的探员之一负责指挥。
第一任担任这个职位的，是一位高阶海军军官，熟读海军战史。
于是他便开始自称“蓝旗上将”
，这指的是舰队里职位第三高的指挥官：正好就是他在“空降师”
里面的位置。
他自称的名字流传开来，但经过了几十年，就有了改变和讹误，最后大家都称他是“蓝骑士”
。
我到达欧洲时，欧洲总部的指挥官正在策划一项很受重视的行动，大家似乎公认他有一天会回到华盛顿，接掌整个“空降师”
的最高职位。
他眼中表现优秀的人，也必然会随之升官，所以大家都争相博取他的认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林工作站于八月初派我到莫斯科—夏天是那个城市最糟糕的季节，热得让人受不了—去调查当地一个美国秘密机构的一些金融诈欺通报。
当然那些钱是找不回来了，但我深入追查，才发现状况更严重得多—有一位资深的美国情报官员特地远赴莫斯科，即将把我们最宝贵的俄罗斯线人名单卖回去给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我很晚才得知有这样的会面，必须立刻下决定—没有时间再去请示，也不能再犹豫。
就在我方那位资深官员要去跟他的俄罗斯联络人碰头时，我赶紧前去拦截。
没错，他就是我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
我射杀他—在红场上开枪杀了“蓝骑士”
，此时一阵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暴风呼啸吹过，带着亚洲的气味和背叛的恶臭。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值得光荣，但即使当时我很年轻又没经验，但还是很专业地杀掉了自己的上司。
当时我跟踪他来到红场的南端，那里有个儿童的旋转木马正在营业。
我猜想播放音乐的喧闹声可以遮掩那个轻微的枪声。
我从一个特定角度走近他—这个人我很熟悉，而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我。
他脸上掠过一个迷惑的表情，几乎立刻就转为恐惧。
“艾迪—”
他说。
我的真名不是艾迪，但就像我们这个机构里的所有人，我一开始做外勤，就用了一套假身份。
我想这样对我来说也会比较容易，仿佛杀他的人其实不是我。
“出了什么状况—你来这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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