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隆河饭店时，里头一片空荡。
门厅侍者不在，礼宾部服务员不在，接待柜台也没人。
更令人不安的是那种安静。
我喊了一声没人回应，便走向大厅一侧的酒吧。
旅馆工作人员都在里头，跟顾客站在一起，看着一台电视屏幕。
当时差几分就是日内瓦时间的下午3点了，纽约则是上午9点。
日期是9月11日。
第一架飞机刚撞上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那段新闻影片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
两个新闻主播开始推断可能是反美恐怖分子，这个理论引起酒吧里几个白痴瑞士人的欢呼。
他们在讲法文，但我小时候在巴黎度过好几个暑假，所以还能听得懂他们正在赞美干出这件事的人勇敢又聪明。
我想着在家乡、在纽约的人们，也正看着跟我们一样的新闻画面，知道自己所爱的人就在那座焚烧的大楼里，拼命祈祷他们能够逃出来。
那些人就眼睁睁看着电视上转播自己的家人死掉，那一刻，我真想不出世上还能有更惨的事情了。
我口袋里有一把枪—完全是以陶瓷和塑料材质制造的，特别设计用来逃过金属侦测器，就像布榭他们银行办公室的那个—当时我气得真想把枪掏出来用。
我努力按捺住情绪时，从波士顿起飞的联合航空175号班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南楼。
全酒吧的人都震惊不已，包括那几个白痴。
我的记忆是，一开始的一声尖叫后，整个酒吧就安静下来，但或许我记错了—我只知道我有种世界崩溃掉的可怕感觉，觉得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彻底动摇了。
独自一人，远离家乡，我害怕一切都再也不会一样了：历史上头一遭，有个身份不明的敌人在美国本土取人性命。
不仅如此，他们还摧毁了一个象征符号，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象征符号也就代表了这个国家—雄心勃勃、现代，永远向上。
当时没有人晓得损害程度会有多大，但在那个酒吧里，生活断裂成一堆支离破碎的时刻—电话铃响没人接，雪茄烧成灰烬，电视画面播着可怕的现在，时而又切换到之前刚刚过去的时刻。
大家还是没说话。
或许就连那些白痴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想着是否还会有更多。
最后的收场会是攻击哪里—白宫、三里岛？
我没掏出口袋里的枪，而是挤过我身后悄悄聚集的人群，搭着空电梯上楼到我房间。
我打电话回华盛顿，先是试一般电话线，然后透过松树谷卫星，但当时因为负荷量太大，所有通往美国东岸的通信全都中断了。
最后，我打到国家安全局位于秘鲁的一个中继站，报上了“蓝骑士”
的优先权密码，利用一个紧急卫星网络接到了“空降师”
，找到局长。
电话里面的声音好空荡，仿佛我们是在马桶里通话似的，我要求局长派一架飞机来接我回去，我想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他说没有什么我能帮的，而且反正呢，他刚刚才听到国家安全会议的宣布：所有飞机都即将暂时停止进出美国。
我应该留在当地等消息；没有人晓得这件该死的事情会有什么发展。
吓到我的其实不是他讲的话，而是他声音里面的恐慌。
他说他得离开了—他的那栋大楼正在撤离所有人员，白宫也是。
我放下电话，打开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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