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春的某一天，动物学家正在上班时，四名调查总局的特务来找他。
他们身穿阿拉伯大袍、头戴常见的红白格子头巾，对他出示自己的服务证，然后带着他离开办公室，穿过一个充满实验室和工作站的区域，来到停车场。
在“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
那个部门里的其他二十个人，就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时甩上门，没有一个人说半个字，连动物学家三个最亲近的朋友都没有—几乎可以确定，告密的就是其中一个人。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位动物学家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抗辩。
说来奇怪，刑讯逼供手法是少数举世共通的东西，完全不受宗教、文化疆界的局限—卢安达敬拜鬼魂的贫穷民兵所使用的逼供手法，就跟哥伦比亚信仰天主教富有的特务头子差不多。
于是，那些警察把动物学家关进一所吉达监狱后，也没用什么新花招对付他—只有一个连通着用于睪丸和乳头的特制夹子的重型卡车电池。
对于这桩吞噬全家的横祸，动物学家的家人所得到的第一个征兆，就是他下班后没回家。
在傍晚的礼拜之后，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他的同事，结果不是没人接，就是对方推说不知道—大家从以往的经验晓得，任何试图协助罪犯家人的人，都有可能遭到监听。
动物学家的妻子愈来愈着急，于是终于答应让十四岁的儿子出去找他。
她不能自己出去找，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法律规定，女人要去公开场所，身边必须有兄弟、父亲，或丈夫的陪伴。
这名十四岁的男孩把母亲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骑着他的越野摩托车出门，这是他上次生日时，父亲送他的礼物。
他骑过偏僻的街道，很快来到一处滨海的办公区，发现停车场里只剩他父亲的那辆汽车。
只有在警察国家，小孩才会祈祷父母亲顶多碰到伤残意外，而不要有更严重的事情降临。
那男孩走向一片黑暗的办公大楼的入口，一边恳求上天让动物学家受伤躺在里面。
一名巴基斯坦警卫站在办公大楼内一个阴暗的凹入处，看到玻璃门外有个男孩朝里看，吓了一跳。
他用很糟糕的阿拉伯语大喊，还作势要那男孩离开，他手里抓着警棍，准备必要时就要开门打人。
但那男孩不退缩，拼命用阿拉伯语喊着，恳求先知的协助，说他父亲失踪什么的。
此时那警卫才明白，这男孩跑来的原因，跟一整个下午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那件事有关。
他注视着那孩子绝望的脸—他年纪太小了，实在不该这么绝望—垂下警棍。
那警卫心中的宇宙板块移动了，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有小孩，于是生性保守的他破例冒了一次险。
他转动身子，背对着监控门口的安保摄影机镜头，打手势像是在赶那男孩走，同时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一名上校率领四个警察白天跑来，把他父亲上手铐带走。
根据他们的司机—是他的巴基斯坦同乡，还喝了他一杯茶—所说的，他们已经暗中调查那个人好几个月了。
仔细听好了，他说，我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分很重要—他们将起诉他的罪名是“尘世的腐败”
，这个字眼的涵盖范围太广了，因此简直毫无意义，只除了一件事：这种罪会被判死刑。
“回去告诉你的家人，”
那巴基斯坦警卫继续说，“如果想救他的话，就得赶紧行动。”
他说完便把门打开，好像失去耐性了，故意让摄影机拍到他猛挥着警棍的画面。
那男孩跑向越野摩托车，赶紧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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