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把佐伊的被套扔进垃圾箱不到一小时，便撞见马克在楼上的过道里拖拽着它（他一定是趁我回到海登的房间时，悄悄溜出房子，从带轮子的大垃圾箱里挖出来的）。
就在那时，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你接受专业治疗，要么我和海登离开。”
我没有提高声调，没有争吵。
他只是低头看了看地上那堆恶臭的布，仿佛他是第一次见到，然后点点头，承诺第二天就去预约。
我没有陪他去治疗，但我很确定他遵守了承诺，因为来自心理医生桑特某某（我想不起她的姓了）的账单陆续寄到家里。
显而易见的是，马克的全部治疗费用并不在我们的医疗补助范围内。
我无视那些账单，我也会无视那必然随之而来的律师函。
桑特某某可以将我告上法庭。
她本该帮助马克，可她失败了。
也许我们都失败了。
马克可能同意了接受治疗，但从巴黎回来后的这些天，我还是无法摆脱这种不安的感觉——有人曾经翻乱过我们的东西。
我无法证明是卡拉翻动过，但那些物品细微的位置变动像是刻意要让我怀疑自己，我不禁觉得存在着某种恶意。
每天我都会发现一点新的怪事：一件我几个月没有穿过的夹克的口袋翻了出来；一支我很少涂的口红被用到只剩下底部。
每次遇到这些不对劲的地方，我都努力说服自己那只是凭空想象，但我睡不好，而疲惫又加剧了焦虑和猜疑。
那晚，马克做完第一次心理治疗后回家有些晚，警报在凌晨三点响起。
我正和海登躺在床上，这时它突然尖叫起来，在我刚刚设法获得几分钟的睡眠时猛然惊醒了我，使我胸前展开的书滑到了地上。
这一次，海登没有尖叫，她只是坐起身来睡眼惺忪地抱怨着噪声。
我努力为了她保持着镇静。
“没事的，宝贝，我会让它停下来的。”
我向门口跑去。
“马克！”
我朝漆黑的走廊低声喊着，竖起耳朵听是否有陌生的脚步声或者说话声。
他没过来。
没有回应。
“马克！”
我脑海中闪现出一幕幕可怕的场景：他们又闯进来了，他们捉住了他。
他们在折磨他，掰断他的手指，用熨斗烫他的皮肤，用枕头把他闷死。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比这更糟糕的场景：他正躲起来，把自己安全地锁在浴室里，让我和海登独自应对。
海登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并采取行动。
“我头疼，妈妈。”
“没事的，宝贝。
它很快就会停下来的，你看。”
我不能让他们进来。
我不能让他们逮到我们。
可我能做什么呢？门上没有锁。
我试着把五斗橱挪到门口，却没有力气，只能让它偏离墙一点点，我后背的肌肉紧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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