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过去之后，冬天嚣张的气焰就减弱了很多。
二月过去之后，春天隐隐地撩开了些许她那妩媚动人的裙摆。
而随着三月的到来，上海的天空，终于一点一点地散去了春寒料峭时的铅灰色样貌，湛蓝的天空没有任何杂质，仿佛一个毫无心机的孩童，将它纯洁而美好的面容，无遮无拦地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历史的天空有一张不老的脸”
，是的，它是真正的年轻而洁净，而不是像我们这群末日少女：心机颇深、脸皮颇厚、彩妆颇浓、裙子颇短，恨不得长生不老，打心眼里崇拜《西游记》里那些童颜巨乳的女妖精。
我们喜欢这样湛蓝无云的天空么？喜欢。
但仅限于且永远只限于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的时候，我们才有欣赏与直视它的勇气。
然而在真实的世界里，这样赤裸地在太阳下暴晒几个小时，用顾里的话来说就是“哎哟你帮帮忙好，这么赤条条地在太阳底下溜达几个钟头，你还不如直接把自己的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改成1978年好！
而且还是出生在非洲的好！
你在大街上会迎面听见一个头发染成翠绿色的非主流掏心掏肺地称呼你‘阿姨’的好！
你帮帮忙好”
。
说到改身份证这件事儿，我的好姐妹顾里，最近就在倒腾这个事情，企图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改小三岁……只是一直未遂而已，但准确地说，以我对她的了解，只是“暂时”
未遂。
我对她的动手能力毫不怀疑，所以，她要打定主意的话，我琢磨着她能把身份证上的性别都改过来。
她这种澎湃而惊人的动手能力，从她小学三年级的一堂手工课上萌芽。
那时的她，凭借九岁幼女之躯，愣是茹毛饮血地做出了一个铁片镶嵌、螺丝拧紧、电池驱动的玩具绵羊——她称呼那个玩意儿为绵羊，但在我们眼里，那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巴巴爸爸——从那时开始，这种动手能力就从未衰退并日益递增着。
在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这种能力演变得更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那一年，我们班主任把年级里分配到班上的唯一一个“小红花”
的名额给了一个叫李旭的男生而没有给顾里，为此，顾里利用课间的十分钟，跑去办公室里，坐在我们班主任的面前，不慌不忙、掏心掏肺地进行主题为“红花舍我其谁，老娘实至名归”
的演讲，举例子、摆事实、说故事、讲道理，从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一直说到最近班里有几个女生来了月经，天上地下，说古论今，连续一个月，雷打不动，每周五天，每天三次，每次十分钟……十一岁的顾里如同灭绝师太一般表情肃穆而又淡定，仿佛一个看破红尘却又异常偏执的老妪，天天端坐在我们班主任的办公桌前的小凳上，两鬓苍苍十指黑。
最后，我们亲爱的班主任崩溃了，她颤抖着双手，把那朵塑料小红花，从李旭的胸口上扯下来，哆嗦着给顾里别在了她刚刚发育的胸前——为此，李旭赌气，在他自己家里一个星期“喂”
来“喂”
去的，死活不肯喊我们班主任“妈”
。
阳光暴烈地照在我们的脸上，仿佛上帝在温柔地抽我们耳光。
南湘已经进屋找防晒霜去了，我愁眉苦脸地暴晒在烈日里，如同一个快要被晒爆炸的吸血鬼般等着南湘从屋子里出来解救我。
而坐在我旁边的顾里，却反而一动不动地扬起她那张如同静安区的土地一样寸土寸金的脸，坦然而又豁达地面对着三月里劈头盖脸的日晒，一点都不担心高强度的紫外线伤害到她那张每天早上都需要涂几百块钱人民币上去的娇嫩面容。
我看着她，表情极其焦虑，她转过头来望着我，冲我露出一个欲仙欲死般舒服的笑容，她的笑容从她的脸上戴着的那种电焊工常用的面具上的茶色玻璃后面透出来，我感觉她在用《电锯惊魂》里播放磁带时的那种低沉的沙哑音对我说：“Iwannaplayagame.”
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响应顾里“春季里来柳丝长，姑娘出门晒太阳”
的号召（其实是威胁）从房间里不甘愿地出来，躺在几张白色躺椅上，在小区里那块每天都有园丁修剪浇灌的三十平方米的草坪上沐浴阳光。
草地绿油油的，在初夏日照中显得金光四射。
旁边一块锃亮的黄铜牌子上用中英双语清楚地写着这片草坪的高贵血统：匍匐马蹄金与沿阶草以三比七混合比例交织种植。
顾里特别迷恋这块牌子，当初她发现了这块悄然矗立在草坪边上的牌子时，激动得像是找到了妈妈的小蝌蚪，双眼含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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