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欧洲依启蒙运动建构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性的最早的个案。
19世纪以后，欧洲一直被视为世界先进的文明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
而转为资本主义“自由之堡垒”
，亦自然而成为“西方现代性”
之表率。
但不能忘记，1917年俄因共产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已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另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己形成一个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力量。
以俄国为领袖的苏维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构成了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两大阵营。
依马克思原本的理论讲，杜会主义社会应是“后资本主义”
的社会。
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
（或曰“超现代性”
）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是以拥有更优越的制度、价值的文明性向世界宣称的。
诚然，社会主义所描绘之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是无比浪漫动人的。
恰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资本主义的也更大。
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出现问题或异化，而“文化大革命”
乌托邦式的冒进路线，更把中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幸因1978年的开故、改革而转危为机。
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不啻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计划的顿挫。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福山（Francis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
这样的看法。
他说那些可以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方案，已经彻底穷尽了，他说世界可能已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
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得到了普遍化，成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
诚然，福山的论断具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性，须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失败”
而理所当然地取得终极的正当性。
其实，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美国先后涉足与发动的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以维护自由与民主自居。
却充分显露了霸道的政治性格，实不足以言为缔造全球政治秩序提供了范本。
2008年10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其殃源正在美国的华尔街，更透显了资本主义之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现代性论辩”
，西方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诚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的遗产，不是理性（Reason）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
（第2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