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正在广播里说：暑假就要来啦，你们这些技校生，也不用考大学，日子过的跟神仙一样，这就容易滋长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暑假里没人管你们，要注意杜绝这种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班主任指着我鼻子说：“路小路，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站到门口去！
”我心里很想不通，我这个穷光蛋，唯一的财产是我那辆自行车，刚才还弄丢了，我怎么成了资产阶级？
我们那位班主任很神奇，五七年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起先他还很牛逼，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示不满，后来到了“文革”，判了他十年徒刑，不知怎么的还被人在腿上打了一枪，这下子彻底服气。
他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放出来的时候尼克松都已经下台了。
关了二十来年，挨了枪子儿，他总算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凡事都要跟着领导走；第二，当年打他的那群小伙子与如今的技校学生一样，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挨过枪子儿坐过牢的人，本来应该是很牛逼的，可惜班主任仅仅是吧牛逼耍在我们头上。
他是东北人，平反以后，他来到戴城，我们这座瘟山瘟水的城市非常适合他这个老窦娥疗养身心。
领导还给他配了个老婆，是个非常剽悍的苏北大妈，带着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
苏北大妈听不懂东北话，班主任听不懂苏北话，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
这位苏北大妈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要在班主任身上发泄。
更可怕的是，她一来劲，她的三个儿子也会跟着犯病，其症状就是揍我们班主任，打的老头满屋子乱窜。
我们也恨他，但我们不能揍他，一个技校生妄图揍班主任，那是认错了时代，毕竟是九一年了，不是六六年。
认错了时代的人，比生错了时代还可悲。
假如恨一个人，就照着他脑后来一棍解决问题，那样的时代也太没意思了，我怀疑会是我自己首先被人敲死，而不是我去敲死别人。
那天我心情不错，拿到成绩单，我就升三年级，过了暑假到工厂去实习，从此跟班主任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教师门口站着，走廊里有风，还挺凉快。
有几个女生对着我挤眉弄眼，我都懒得去搭理她们，这并非因为我不解风情，而是他们太难看了。
我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清纯的女孩儿。
活在世界上没什么乐趣，又不能把戴城改造成巴黎，只能期望女孩儿能弥补这种悲伤了。
直到中午，校长才结束他的发言，我们拿着成绩单，鸟兽而散。
我坐在大飞的自行车后面，回到我挨揍的地方去找车子。
三个小时过去了，我那辆估计早就被人骑走了。
到那里一看，果然什么都没了。
大飞说不要紧，到对面新村里去弄一辆。
于是我们跑进新村，七月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地暗，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倒是停着好多。
我挑了一辆九成新的二八凤凰，大模大样扛在肩上，出了新村，找了个僻静地地方砸开锁。
我又有了一辆新车。
大飞是我的同学，他比我矮一个头，身板比我粗壮，是个打架的好手。
大飞说：“下午一起去打群架吧。
”我吓了一跳，我虽然是个不良少年，但是对打架并不热衷，尤其是打群架，会出人命的。
大飞指指我的衣服，说：“没指望你去打，你这身血衣可以去吓唬吓唬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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