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本来就会痛吗？”
鄂文没回答，一会儿后才说：“有时候会痛。”
我是在哈佛大学内的卫德纳图书馆的阶梯上认识鄂文。
那时我站在长长阶梯的顶端，俯视红墙建物环绕的积雪中庭，准备搭电车回疗养院，这时一个戴着眼镜，个子颇高，其貌不扬但看起来挺聪明的年轻人走过来，问我：“请问现在几点钟？”
我瞥了一眼手表：“四点五分。”
男人抱着一堆书，活像抱着餐盘，他不经意挪动一下手臂上的书，露出瘦骨嶙峋的手腕。
“咦，你自己有表啊！”
男人一脸懊恼地看着他的表，抬起手腕在耳边晃动。
“坏掉，不走了。”
那笑容真有魅力，“你要去哪里？”
我准备说“回疗养院”
，但这个男人看起来会是个好对象，所以我改变主意说：“回家。”
“喝杯咖啡再走吧。”
我迟疑了一下。
我应该要回疗养院吃晚餐的。
他们就要批准我永远离开那里，我可不想迟到，横生枝节。
“小小的一杯？”
我心想，或许该试着练习用我全新的正常个性跟这个男人相处看看。
见我犹豫不决，他告诉我，他叫鄂文，是个收入颇丰的数学教授，于是，我说：“好吧。”
然后迈开大步，跟他并肩走下结冰的长长阶梯。
不过，我是在见过他的书房后，才决定要勾引他的。
鄂文住的地下室公寓幽暗舒适，就位于剑桥外围一条破落的街道上。
我们先到学生餐厅喝了三杯苦咖啡，然后他开车载我到他家，说去喝杯啤酒。
我们坐在他书房的褐色皮椅上，四周堆满蒙尘的艰深书籍，书页里穿插着硕大公式，一条条公式宛如一首首诗，颇具艺术美感。
我才喝第一杯啤酒──其实我不喜欢在冷飕飕的深冬喝冰啤，不过为了让手上有扎实的东西可握，我还是接下玻璃杯──门铃就响起。
鄂文一脸尴尬：“我想，摁门铃的人很可能是位女士。”
他有个怪习惯，喜欢文绉绉地把女人称为女士。
“没关系，没关系，”
我夸张地挥着手，说，“请她进来吧。”
鄂文摇摇头：“她看到你会不高兴。”
我微笑看着手中圆柱杯的琥珀色冰啤。
门铃又响起，访客显然摁得很用力。
鄂文叹了一口气，起身去应门。
他一消失，我立刻钻入浴室，躲在铝金色的肮脏百叶窗后方，从门缝偷窥鄂文那张宛如鱼的臭脸。
门口出现一个人高马大，胸脯丰满，看起来像斯拉夫裔的女人。
她穿着天然羊毛织的笨重毛衣，紫色的宽松长裤，高跟的黑色鞋套，鞋套的折边还是波斯羔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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