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说我的《兄弟》写得非常放肆，我想他可能主要是指下部，我同意他的话。
回顾自己过去的写作，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收”
回来叙述的，只有这部《兄弟》是“放”
出去叙述的，尤其在下部。
我想是自己经历的两个时代让我这样写作，我第一次知道正面去写作会带来什么，当时代的某些特征不再是背景，而是现场的时候，叙述就会不由自主地开放了。
写作上部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的叙述放肆，可是被叙述的时代过于压抑，让我的叙述总是喘不过气来。
到了下部，进入了今天这个时代，我的叙述终于可以真正放肆。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
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我只是集中起来叙述而已。
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兄弟》上部和下部的叙述差距，我想是来自于两个时代的差距。
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应责任编辑请求，我为封底写了一个后记，我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
，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
，我用了“天壤之别”
这个成语来区分这两个时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也能天壤之别，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不过上下两部确实不一样。
我要说的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在叙述中表现出来时，如果没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失败。
我非常同意严锋的话，他说：“我们今天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兄弟》下部正式出版快有一个月了，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已经出现的争议，现在也被下部带来的争议所稀释了。
我原来以为读者对下部可能会有更多的认同，这毕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时代，结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很多读者反而对上部更容易认同。
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兄弟》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
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观点和感受。
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
的时代其实是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未完成的时代实在是纷繁复杂。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为什么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常常苍白无力？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没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丰富。
《兄弟》仅仅表达了我个人对这两个时代的某些正面的感受，还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感受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
即便我有能力写出了自己全部的感受，在这两个时代的丰富现实面前，就是九牛一毛的程度也不会达到。
《兄弟》的出版，让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认真一想这是很正常的。
很多年前，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骄傲地宣称除了文学，不关心其他的。
现在文学界这样的人仍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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