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
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
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
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
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老式的圆型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
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
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
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PeerGynt），他是易卜生。
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型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
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
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型柱子。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
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
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
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
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
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
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
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
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0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
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
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
」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
」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
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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