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
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
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
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
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
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
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
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
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
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
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
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
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
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
这是给我脸上贴金。
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
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
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
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
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说明
《红线传》，杨巨元作，初见于袁郊《甘泽谣》，《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五卷载；述潞州节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红线通经史，嵩用为内记室；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欲夺嵩地，薛嵩惶恐无计，红线挺身而出，为之排忧解难之事。
《虬髯客》，杜光庭作，收《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三卷，述隋越国公杨素家有持红拂的歌妓张氏，识李靖于风尘之中，与之私遁之事。
《无双传》，薛调作，收《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六卷，述王仙客与表妹刘无双相恋，后遇兵变，刘父受伪命被诛，无双没入宫中，王仙客求人营救之事。
这三篇唐传奇脍炙人口，历代选本均选。
读者自会发现，我的这三篇小说（指《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三部长篇小说——编者注），和它们也有一些关系。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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