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
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著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
他微笑著说：“不碍的了。
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
一切都能好起来的……”
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
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
如今钟鼓楼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
至一九八二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著一个钟楼。
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标随时显示著时间，精确度在五分钟以内。
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
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
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
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
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侯一候”……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
必须改变这种陋习。
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
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
现在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什么时间？
张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著他的手表。
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
当时指标指著十七点整。
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
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
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
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
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
什么是时间？
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
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
”
我们平时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对上述的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的一种计量。
这种计量，从人类社会初成之时，便以日月星辰的变化为依据，而渐趋细密精确。
到了近代社会，世界各国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时”的规定——即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地方平太阳时，为“世界时”。
当然，让每一个人都弄懂什么叫“真太阳时”、“平太阳时”，都弄清世界时区的划分以及“标准时”和“地方时”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事。
但张奇林觉得，他手下的干部们至少应当知道，当代社会关于时间计量的精确度，已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因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语，在当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已经是如何地粗疏而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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