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大字报中列出的那些罪状，他要从他女儿的眼里得到最后验证。
我不理母亲的催促，从他们的早餐边走开、坐到高凳子上去。
面朝窗。
然后我开始研墨，研得桌椅直晃，我自已头也晕起来。
各家起床了，在这个冷潮的早晨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极致，同时打开窗。
若没有如此音量，他们自家的收音机说的什么就会听不清。
人们可以在收音机快悦声响中苦闷、惧怕、吵架和自杀。
我妈妈在劝我爸爸把一碗粥喝完。
说人是不可救的王八蛋。
她自己大声将粥划进嘴里，在给我爸爸、我，全体的人做个“好好活下去”
的示范。
我写出一群一群无意义的字。
知道父亲多么脆弱，有一搭无一搭的自杀念头正在他心里起着圈圈的涟漪。
早饭后，我妈妈一二三地布置如何活下去的措施，那是规律：一准一夜间得了罪名罪状，他早些迟些要给抄家，停薪水，然后“隔离审查”
。
私堂和私狱叫做“隔离审查”
和“牛棚”
。
我妈妈说：先烧吧。
我把小煤炉置在后院，拎一只纸篓，里面装着我爸爸半生写的手稿。
几十斤重，之后是书；那些成了敌人的作者赠送给我爸爸的书、上面有他们的签名。
其实这事我妈妈早就干起来了，她一两年来一直在用信件、日记、照片生炉子，一切她认为危险的东西成了颇好的燃料。
她要我照她的样儿；坐一只小板凳，慢慢地细细地去烧。
我拿一把破芭蕉扇，一页一页扯烂书投入炉膛，看它抽搐听它丝丝呻吟，黑色字迹变成了白色。
我尽量不去看那些人的名字。
我爸爸突然跑过来，从篓子里拿出已被撕成燃料的《紫槐》，两只手拼接一页，却没拼上，手又去篓子里掏，掏出它的作者的照片来，那还是个穿粗布军衣的年轻人，右肩略耸，下半节手臂连同撕烂的半页封面不知去了哪里。
挎在手枪上的右手。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那样的情感。
那样的黯然神伤和思念。
他蹲在篓子边，拿出一些残碎字句飞快地读着，生怕我烧得比他读得快。
我说：爸爸，这书写得好吗？
他说：好，写得真好。
一副神情都是缅怀。
他回到初次读它的时刻，初次见到那张生气勃勃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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