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朱方汽车站所在的那个小山坡，已经被推平了。
售票处的小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我和春琴在路边的站牌下等车。
我终于有机会认真地问她，春生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时，春琴已不愿意再提这个话头。
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住了，没有掉泪。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对我道：
“怎么死的？还不是叫人家给咒死了。
说不定哪一天，连我也要叫她给谋害了。
死了也好，我让她。
”
春琴口中的这个她，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我明知道她们婆媳间的恩怨已势同水火，难以化解，还是说了一大堆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来安慰她。
大概是看见一辆挤满了人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春琴把手里的那袋芦柑递给我，勉强朝我笑了笑，让我不用担心她，“到了实在熬不过去的那一天，大不了我就到南京来投奔你。
”
她这么说，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但“投奔”二字，听上去还是让人有些惊心。
我回到邗桥之后，塑钢厂正式宣布倒闭。
清算后的资产、地皮以及巨大的债务，都一同转给了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我拿着买断工龄的六万块钱，提前办理了退休。
半年后，我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苏醒过来，面对大夫“如何通知家属”的严厉质询时，想来想去，这个所谓的“家属”，只能是春琴。
但我没有提供她的联系方式。
我强忍着麻药失效后剧烈的疼痛，对大夫笑了笑，道：“我的情况稍微有点特殊。
怎么说呢，我既是病人，同时也是他的家属。
”
大夫离开后，我忽然想起春琴“大不了我就来南京投奔你”那句话，不由得满眼落泪。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和春琴，在终于走投无路、对糟糕的命运仍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都把投奔对方作为自己不假思索的选择。
可问题在于，两个选择，不仅方向相反，而且互为矛盾。
我再次见到春琴，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3
离职的第二天晚上，与我同时下岗的一位工友请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喝酒。
说起将来的前途，他极力怂恿我和他一起干出租。
这人姓佘，荣炳人，早年跑过运输。
他说，出租这个行业来钱快，自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你去走钢丝，“如果你也打算在这一行里安身，我负责在三天之内教会你开车。
”
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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