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去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
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
……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要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
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
，是别人查出来的。
……[5]
鲁迅悬置了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以及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
的问题，说自己的东西是挤出来的，暗示其结局并非从头预设。
他最初的动机是写出国民的灵魂。
他在给俄文本的序中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6]
国民的灵魂是沉默的，因为他们各不相同，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革命或不革命，与国民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清晰的，因为人们不但不了解他人，而且也并不了解自己。
他们是围在高墙里的人，没有声音，而鲁迅“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
，“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
。
“孤寂”
这个词与《〈呐喊〉自序》里关于“寂寞”
的叙述有些呼应的关系，[7]但孤寂而要写出，就已经有了“开口”
的意思。
或者说，感到了“孤寂”
就是“呐喊”
的前夜了。
鲁迅说自己不是阿Q，但又强调阿Q是中国人的影子，就此而言，鲁迅也是在这个相互隔绝的、传统的中国人的谱里面生活的一个人。
他把自己对于隔绝的写作也凝聚在叙述里，“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
，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效果。
《阿Q正传》用这样一个方法，以最客观的语调叙述人物及其故事，得到的是一个寓言式的构造——连同“孤寂地姑且写出”
的作者也是他所写的中国的人生”
的一环。
就是在这一孤寂的摸索中，他发觉了阿Q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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