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
而被考验的，是我。
回到家，我无意说到了阿霞的事情。
妈说，啊，老姚店里还有这样的人，乡下来的吧，这么没教养。
毛羽，要不要跟老姚说一声啊。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不，什么也不要跟姚伯伯说，你们说，我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到了餐厅。
还没什么人，杨经理看见我，好像有些惊奇。
她看看我说，你，其实不用这么早的。
停了停，又说，阿霞的话，不要当真。
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自律，会引起了其他人的好感，其中包括阿霞。
中午吃饭的时候，阿霞竟坐到我旁边，吃了几口，她又开始定定地看我，突然大声地对我说，你看，你可以不迟到的嘛。
大家又沉默了，含笑看着我，好像阿霞代替他们说出了对我的褒扬。
我突然有些兴奋，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同样是奇特的，是一种有些幼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只是因为阿霞的一句话。
阿霞低下头去，大口地吃东西，把汤喝出很大的声响。
那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声音，一种孩童式的理直气壮。
我逐渐感觉到阿霞在人群中是一个小小的权威，奇特的是，这种权威却含有某种游戏的性质，是在被众人的纵容中形成的，这一点让我迷惑。
我想，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我一旦融入了一个集体，也许不会被同化，但是也决不企图让它去迁就我。
这一点，也许注定我不会成为一个领导者。
一个星期后，我在下午休息的时间里不再觉得无聊，因为可以边打盹边听王叔讲他千篇一律的黄段子，或者和小李比赛打手掌机上的电子游戏，又或者在楼下大厅耳朵上夹着纸条打“拖拉机”。
这样久了，也没人把我当什么大学生。
大家都很放得开了，男人可以说一些关于女人的下流笑话，而女人开始八卦一些刻毒的家长里短。
他们不在乎我听不听，只是我不再是他们不吐不快的障碍，这一点令他们感到欣慰。
这个群体浮现出了它低俗的实质，这是我所陌生的，却似乎并无困难地接受了它。
这时候的阿霞，却是很安静的。
她往往是拿来一小箩纸巾，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慢慢地折。
开始动作是机械的，中规中矩的，她脸上的神情也是相当肃穆的，是完成使命的样子。
渐渐自己也感到烦腻了，就折出许多花样来，脸色也跟着活泼了。
折的多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形状，很繁复，但失去了纸巾的功能的。
这时候，如果有人问，阿霞，你折的什么啊？她就会把先前折好的模型迅速地抖开，再规规矩矩地折成千篇一律的样子。
终于有一次，在下午一场酣畅淋漓的牌局之后，我起身去厕所。
经过阿霞的时候，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哦，你是大学生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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