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扫荡，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大约杀害了冀中地区军民两万佘人。
这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是我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材料中叠加计算出来的。
在计算这些数字时，我内心充盈着刻骨的仇恨和尖厉的复仇之心，在“两万”
名受难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军涉县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在大扫荡中被日本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
据涉县老百姓说，我的叔父死得十分惨烈，他被捆绑在城隍庙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先是四肢，然后是胸腹……原本说是要活埋，临刑时鬼子队长听说中国有种刑罚叫做“凌迟”
，便决定拿权父来做试验，看看凌迟与活埋效果的差异在哪里。
叔父激奋的叫骂与惨痛的呼号持续了很久，天亮时才绝了声响。
有人看见城隍庙的旗杆下除了一摊鲜血和碎肉，再无其他。
日本人撤退以后，共产党找过叔父的尸骨，未见。
一个人的尸体，一夜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战争情况下极其自然，反过头来在和平环境下再看此事，便成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
我那位美丽的婶母自二十岁便开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
大家说叔父已经为国牺牲，不会再回来了。
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她的观念和政府方面的看法如出一辙。
她说，死不见尸，不能为死。
“文革”
以后，政府对叔父生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恢复叔父以“单命烈士”
的名分，但婶母却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和烈属称号，宁愿贫困地与我们住在一起，相信着叔父有朝一日的归来。
她的等待与政府的等待性质截然不同，一是痴情，一是疑虑，这就决定了我在日本艰苦卓绝的三年搜索。
据当年八路军方面的当事者说，叔父是负责特工情报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深夜，涉县巧军和大部分群众得到日寇扫荡情报后撤离的。
叔父的被捕是在涉县西北十五里的刘各庄而不是涉县八路军根据地。
至于身为八路干部的叔父在撤离之际离开群体为什么要去刘各庄，没人能讲得清楚，这也是多年症结的所在。
有人说叔父是企图与西北三十里外奶奶顶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賦予他此项任务，何况奶奶顶的游击队早进了太行山，他没有必要再去那个地方。
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是正确的，这一点我在日本官方资料《平北治安战》中，在日军有关华北编制序列方面的史料和作战行动线索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
日方的战事记录如下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日本以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六十九，四个师团和第三、四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构成了以河间为中心的直径约四十公里的包围圈。
二十四日晨，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
五月五曰，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
当日，日军转移兵力，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包围。
六日，第三十六师团从猫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团从武安东北地区，从林县北部之任村，从临州，分路向涉县合击。
但由于八路军善于避开正面交战而彻底实行分散游击战术，至十三日，各路合击兵团会合，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军少量遗弃物资。”
我特别注意了“少量遗弃物资”
几个字，内中并没有“八路千部”
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叔父的被捕的确不在涉县巧军指挥部，他是在安全撤离了涉县又返回头落入故人之手的。
其时，涉县周围及刘各庄已被日本人所占，叔父为什么还要深入敌人腹地，自投罗网，这点是谁也说不明白的。
在参与一九四三年华北大扫荡的日军老兵中或许还有健在者，对涉县的情景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二情况，由此我对老兵们的部队番号格外的注意，对华北作战的序列的熟悉甚至比日本兵还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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