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拍打方向盘都没用了。
五月底的这个午后，暴雨过后的汉州变成了一片泽国。
杜蓓很自然地想起了威尼斯。
三个星期前，她刚从意大利回来。
她在波伦亚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研究符号学。
回国前夕，她还去过一次威尼斯。
在发给丈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她说威尼斯太美了，那些古典建筑就像水面上盛开的睡莲，映在窗玻璃上的水纹，温柔得就像圣母的发丝。
她对丈夫说，要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你，哼，我才不回去呢！
在另一封邮件中，她说她要向政府建议，在汉州多挖几条河，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灵性。
她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星期后，上帝——回到了国内，或许该称老天爷了——竟以这种方式满足了她的愿望，眼下，枯枝败叶和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打着旋从她的桑塔纳旁边流过，向前面的铁路桥下汇集。
那里地势更低，有个女人蹚水过来的时候，积水竟然一直淹到了乳房。
停在她前面的是一辆黄色面的。
司机的光头伸出车窗，就像一只吊在墙外的青皮葫芦。
他不停地向后看，显然想找个车缝儿倒回去。
那条汗毛丛生的胳膊也悬挂在车窗之外。
她隐约看见上面刺着拳王泰森的头像，她曾在电视上看到泰森的胳膊上刺着毛泽东的头像，看来偶像也有偶像。
这位拳王的崇拜者也喜欢用拳头说话，眼下他就一边张望，一边捶门叫骂，意思是要和市长的姥姥做爱。
“做爱”
这个词在杜蓓的耳膜上停留了片刻，她立即想到了放在坤包深处的那盒避孕套。
那是丈夫喜欢的牌子，“风乍起”
，上面还标明是激情型的。
她想起来了，丈夫当知青时写过的一首诗，名字就叫“风乍起”
。
她的丈夫早年是个诗人，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哲学教授。
杜蓓出国前一个月，他调回了上海——他原来就是个上海知青。
他和前妻生的儿子已经快上中学了，为了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把儿子也带去了上海。
年底以前，杜蓓也将调到丈夫身边。
她还在国外的时候，丈夫就在电子邮件中对她说，他已经快把她的调动手续办完了，“一共要盖三十二个章，已经盖了二十多个了”
。
想到一个哲学家为了她每天在俗世中穿行，她不免有些感动。
她回国的时候，丈夫本来要赶到北京机场接她的，可由于他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要来参加复试——他说，其中确有两个好苗子，也喜欢写诗，令他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
她自己呢，因为一些必不可少的俗事需要处理，所以也没能去上海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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