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
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
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
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
，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
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
与“暴露”
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
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
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寻根文学”
，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
从表面上看，“寻根”
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
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
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
，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
，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
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
，“躲避崇高”
，“分享艰难”
。
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
，一种补充。
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
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
。
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
，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
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
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
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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