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
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
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
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
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
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
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
。
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
费低。
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
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
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
他对自己说。
他颇想“听命于大”
了。
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
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
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
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
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
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
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
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
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
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
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
“两杯咖啡，”
他低声说。
“嗯？”
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
他提高声音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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