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
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
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
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陈范予兄。
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
的散文。
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
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昔。”
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
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
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
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
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
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
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
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
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
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
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
大概是“湘桂大撤退”
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
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
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
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
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
，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
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
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
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
家壁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
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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