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回到客厅里，看着突然之间把客厅挤得满满的这些官方人士们，蓦然想到他们只是些匆匆的过客。
当他们揭开盖在尸体上的被单，定睛看着盖茨比时，他的抱怨又回响在我的脑子里:
“瞧，伙计，你怎么也得给我找个人来。
你必须尽力想想办法。
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可无法捱过这一切。
”
有人开始盘问我，但我摆脱了他们跑到了楼上，急急忙忙地翻腾着他的那些没有锁上的抽屉——他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过我他的父母死了。
可我什么也没有找着——唯有丹恩·科迪的照片，一个被人已遗忘的粗野蛮荒的象征，从墙上俯瞰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派管家到纽约给沃尔夫西姆捎去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敦促他乘下一趟火车到达这里。
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似乎觉得还有点多余。
我相信他一看到报纸便会赶来的，就像我确信在那天中午之前黛西一定会打电话一样——但是无论是电话还是沃尔夫西姆先生都没有来;到这里的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的和报社的记者，再没有别的人。
当管家带回了沃尔夫西姆的信时，我开始滋生出一种蔑视众人的感觉，一种我与盖茨比之间结成的嘲讽他们所有的人的牢固同盟。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所经受的最可怕的打击之一，我几乎不能相信它是真的。
那个人的这一疯狂的举动的确应该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好地想一想了。
我现在不能赶来，因为我有些重要的生意，眼下实在抽不出身子管这件事。
如果过后有什么事要我做的，请让埃德格送信来告诉我，在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噩耗时我几乎惊呆了，我的精神已经完全垮了，耗尽了。
忠实于你的：梅尔·沃尔夫西姆
在下面又潦草地加上了一行:
请通知我有关葬礼的事宜，另外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家里人的情况。
当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长途台说这是芝加哥打来了电话时，我以为这是黛西终于给来了电话了。
但是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显得细弱而又遥远。
“我是斯拉格尔……”
“哦?”这名字对我很陌生。
“那个信简写得真不像话，不是吗?接到我的电报了吗?”
“根本没有电报来。
”
“小帕克出事了，”他很快地说，“他在柜台上交付证券时被他们抓获了。
那些家伙们在五分钟前从纽约得到了消息，并预先知道了证券的号码。
这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唉，在这些倒霉的镇子上你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喂!”我急忙打断了说，“你听着——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已经死了。
”
那边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跟着一声惊叹……然后是急促的嘟嘟声，电话挂断了。
我想那是在盖茨比死了以后的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拍来了一封签署着亨利·C·盖兹名字的电报。
上面说拍电报的人将即刻动身，请等他来后再举行葬礼。
来人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神态严肃的老人，显得非常无助和潦倒的样子，在这暖和的九月天里，身上裹着一件便宜的长长的阿尔斯它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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