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就湿透了，这时马车突然停下。
我往外看，想知道个中原因。
我惊喜地看到皮果提从一道围篱后冒了出来并爬到车上。
她抱住我，紧紧往她怀里搂，把我的鼻子都压得好疼，不过当时我并没觉得鼻子疼，直到后来才发现。
皮果提什么也没说。
她抽出一只手伸到胳膊肘下的口袋里，掏出几个装着糕点的纸包并塞到我的几个口袋里，还朝我手里放了一个钱包，但仍然什么也没说。
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紧紧抱住我一挤，便下了车跑着走开了。
我现在相信，也一直这么相信——她的长袍上没有留下一颗扣子了。
我从滚来滚去的扣子中捡起了一颗，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了很久。
车夫看着我，那神情像是问我她还会不会回来。
我摇摇头，说我认为她不会了。
“那就走吧，”
车夫对那懒洋洋的马说；那马就按吩咐开路了。
这时，我已哭到再也不能哭的程度了，于是我开始想到再哭也没用了，尤其想到罗德利克·兰顿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长在艰难中，我所记得的，都没哭过。
车夫见我下了这决心，便建议我把小手帕摊在马背上晾干。
我谢了他，并同意那样的。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那手帕显得特别小。
我现在有心思来检查那个钱包了。
这是个硬皮钱包，带一个搭扣，装着三个亮闪闪的先令，显然，皮果提因为一心要让我高兴还用白粉把这三个先令打磨过。
但钱包里更珍贵的内容是用一张纸包的两个半克朗。
我母亲在纸上亲笔写道：“致卫卫，附上我的爱。”
我再也撑不住了，只得又请求那车夫把我那小手帕递给我。
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不用，我也认为我的确最好不用。
于是，我就用袖子擦擦眼睛，止住了自己。
尽管由于先前的激动，我还不时发出大声呜咽，但我再也没哭了。
慢吞吞地又走了不多远后，我就问车夫会不会一直走到那里。
“一直走到哪？”
车夫问。
“那儿。”
我说。
“那儿是哪？”
车夫问。
“离伦敦不远。”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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