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工作、写书、人际交往、职业往来以及实现人生目标这些方面，我自认为可以玩转一切。
无论如何，我非常擅长应对各种挑战，并且在合理分配时间上做得相当不错。
即便日程排得很满，但一切依旧在我的掌握之中。
但是，在这个冬日的夜里，我的平衡被打破了。
我感到力不从心，那种掌握大局的信心消失了。
在珍妮弗叫醒我三十分钟后发生的一切，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漫长的一段时光。
我们把她送到了急诊室，经过快速检查之后，医生严肃地告知我们，我们未出世的孩子体重还不到一磅半（约0.68千克），珍妮弗可以选择马上准备生产，但对于大多数像她这种情况的产妇，生出的孩子都活不过一周。
提前三个月以上出生的早产儿都不具备自主呼吸的能力。
我们真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最后他们说，不管要等多久，在孩子出生前珍妮弗都不能离开医院。
于是我们把珍妮弗送到了诊室，一个护士大概是察觉到了我们的恐惧与惊慌，安慰我们要往积极的方面想，至少现在孩子还在。
现在想想看，这鼓励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刻不容缓，我们全家都加入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漫长斗争之中：珍妮弗每天只活动半小时，其余23个半小时都平躺在床上静养接受医疗观察，尽一切努力保住孩子。
我们谁都不知道她为此做出的努力能不能成功，她不畏一切困难，只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在子宫里再多待上61天。
即使医生说我们只能等待奇迹的发生。
几天后，我已经记不清当初我是怎么在凌晨4点赶到医院的，能记得的只有深深的恐慌。
无论是在开创事业、安置家业，还是写这本书时，我都没这样恐慌过。
现在我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我太太和我的两个孩子的身上：一个还在他母亲肚子里，另一个在星期六早上发现来给他准备早餐的是外婆，而不是他的爸爸妈妈。
就在星期一早上7点的时候，我平时坐上火车去上班的时间，我猛然警醒。
对于可预见的未来，虽然我不知道它将持续多久，我必须从头规划我的时间分配，把个人情感和精力都暂时放在一边。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我用以平衡事业、家庭、个人目标和事业目标的标尺需要重新调整刻度，不知道要持续几个月。
我个人的计划和需求必须缩短到最小化，我得把时间和精力的天平全力倾向珍妮弗和丹尼尔这边。
我希望每时每刻都能陪伴在珍妮弗身边，我担心万一我不在就会发生什么不测。
（说得好像只要我在，就能帮她稳定住形势一样。
）我还要肩负起每天照顾丹尼尔的责任，虽然我笨手笨脚得就好像是穿着珍妮弗的鞋子蹒跚学步，像小心翼翼参加生日派对的客人，或是努力保持平衡的跷跷板玩伴。
我知道这会让我无暇顾及自己个人的生活，但当我的家庭遇到状况时我必须权衡利弊。
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办法来应对这种状况，而且每一种办法从客观角度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
比如说，我可以每天在家睡觉而在白天陪着珍妮弗。
我也有理由每隔一天去一次公司。
我甚至还能挤出时间做些其他事，像往常一样生活。
但是对我来说，选择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也只有一个。
因此，自打那天晚上开始，我也跟着珍妮弗一起搬进了莫里斯镇医院，珍妮弗房间里的折叠躺椅就此成了我的新床。
我们每天连续不断地让珍妮弗处于除了平躺，就是补充营养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长地延续她的孕期。
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一起生活在那间病房里，感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祈祷时间也能一天天地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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