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对大学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少，因此才产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初想以学德国语文学为主系的想法。
我之所以选了希腊文而又没有去上课的原因是，我一度甚至动了念头，想以欧洲古典语文学为主系。
后来听说，德国文科高中毕业生一般都学习过8年拉丁文和6年希腊文。
我在这方面什么时候能赶上德国高中毕业生的程度呢？处于绝对的劣势，我怎么能够同天资相当高的德国大学生去竞争呢？我于是立即打消了那个念头，把念头转向德国语文学。
我毕竟还是读过Holderlin的诗的中国大学生嘛。
正在彷徨犹豫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
我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教授开课的课程表。
我大吃一惊，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我看到了Prof.Waldschmidt开梵文的课程表。
这不正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那一门课程吗？我在清华时曾同几个同学请求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
他回答说，他不开。
焉知在几年之后，在万里之外，竟能圆了我的梵文梦呢？我喜悦的心情，简直是用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于是我立即决定：选梵文。
这一个决定当然与我在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这一件事是分不开的。
没有当时的那一个因，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果。
佛家讲“因缘和合”
，谁又能违抗冥冥中这一个规律呢？我不是佛教徒，我也并不迷信；但是我却认为，因缘关系或者缘分——哲学家应该称之为偶然性吧——是无法抗御的，也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说我毕生的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发轫的话，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发轫。
我多次说过，我少无大志，干什么事情都是后知后觉。
学术研究何独不然！
此时距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又半，我的年龄已经到了25岁，时间是1936年5月13日，“学习簿”
上有准确的记载。
上第一堂梵文课是在5月26日，地点是大学图书馆对门的著名的Gauss-Weber-Haus，是当年两个伟大的德国科学家Gauss和Weber第一次实验、发明电报的地方。
房子有三层楼，已经十分古旧，也被称为“东方研究所”
，因为哥廷根大学的几个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研究所都设在这里。
一楼是古埃及文研究所和巴比伦亚述文以及阿拉伯文研究所。
二楼是印度学研究所、中东语言（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研究所、斯拉夫语言研究所。
印度学研究所虽然在楼上，上课却有时在楼下。
所有这些语言，选的学生都很少，因此教室也就不大。
梵文课就在楼下的一间极小的教室里上。
根据我的“学习簿”
上的记载，我Anmeldung的时间是1936年5月26日，这也就是第一堂课开始的日子，也是我开始学习梵文的时候。
选这一门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然而教授却照上不误。
教授就是我毕业的恩师ErnstWaldschmidt。
他刚从柏林大学的讲师位置上调来哥廷根大学充任正教授。
他的前任EmliSieg教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刚刚由于年龄关系离任退休。
Waldschmidt很年轻，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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