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写过关于“隔膜”
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
鲁迅的“隔膜”
,同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词儿的含义不完全一样。
我们平常所谓“隔膜”
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
。
鲁迅的“隔膜”
是单方面的以主观愿望或猜度去了解对方,去要求对方。
这样做,鲜有不碰钉子者。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见。
即使有人想“颂圣”
,如果隔膜,也难免撞在龙犄角上,一命呜呼。
最近读到韩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第二期),其中有几句话:
对此,从种族性格上斥责突厥“反复无常”
,其出发点是中国理想主义感情性的“义”
观念。
国内伦理观念与国际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反复出现,深值反思。
这实在是见道之言,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隔膜”
。
记得当年在大学读书时,适值“九一八”
事件发生,日军入寇东北。
中国军队实行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派大员赴日内瓦国联(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控诉,要求国联伸张正义。
当时我还属于隔膜党,义愤填膺,等待着国际伸出正义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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