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只脚”
。
批判得淋漓尽致。
我宣传过德国的外语教学法，成为大罪状之首，说是宣传德国法西斯思想。
当时一些“革命小将”
的批判发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教学法兴起时，连希特勒的爸爸都还没有出世哩！
我是“死不改悔”
的顽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觉得这种教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
，是行之有效的。
这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留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
从那以后，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为止，我每一学期都必选教授的课。
我在课堂上（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读过印度古代的史诗、剧本，读过巴利文，解读过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残卷。
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
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
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
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
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
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
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
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
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
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
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
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
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
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
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
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
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
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
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
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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