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简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饮冰，凉沁心肺，毛发直竖，不由得你不五体投地。
上述两位先生都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们的考证中都含有“义理”
。
我在这里使用“义理”
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谓“义理”
，而是通过考证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在考证之外的某一种结论。
比如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üｄｅｒｓ通过考证得出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时，印度方言林立，其中东部有一种古代半摩揭陀语，有一部用这种方言纂成的所谓“原始佛典”
（Ｕｒｋａｎｏｎ），当然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颇有点类似中国的《论语》。
这本来是常识一类的事实。
然而当今反对这个假说的人，一定把Ｕｒｋａｎｏｎ理解为“完整的大藏经”
，真正是不可思议。
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文章，除了准确地考证史实之外，都有近似“义理”
的内涵。
他特别重视民族与文化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我要郑重声明，我绝不是抹杀为考证而考证的功绩。
钱大昕考出中国古无轻唇音，并没有什么“义理”
在内；但却是不刊之论，这是没有人不承认的。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足证为考证而考证也是有其用处的、不可轻视的。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许多考证的文章，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比如，我考证出汉文的“佛”
字是ｐｕｔ，ｂｕｔ的音译；根据这一个貌似微末的事实，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
我自认是平生得意之作。
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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