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我们再读过中国重译的书而又把原文拿来校对过的话，那么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连幻想也用不着了。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许多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像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什么什么之类。
这些书出现不久，就有人称之曰天书，因为普通凡人们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些书籍感到莫大的狂热。
有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
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
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
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
“地”
“的”
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坠入在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
因而就很失眠过几次。
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没有勇气进去了。
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
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抗议，认为我是无的放矢；因为这样的书究竟不多，在书店我们只找到很少几本书是写明重译的。
其余大多数的译本，无论从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国很少有人会的文字译出来的，都只写原著者和译者的名字。
为什么我竟会说中国有许多人在转译呢？这原因很复杂。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我确切知道他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作品却是汗牛又充栋。
诸位只要去问一问这位专家，就保险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了。
像这样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
我现在只再举一个例。
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对无论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
但认识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
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
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我们现在并不想拆穿这些大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人也有权利生活的。
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
把原文摆在桌子上把日译本放在抽屉里，我们也仍然是反对。
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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