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叫做人生！
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
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
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
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
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
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
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
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
，绝对禁止看。
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
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
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
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
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
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
，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
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
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
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
，“媚外”
则不见得。
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
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１９２６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
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
国文教员王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
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
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
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
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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