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
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
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
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
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
，他自以为做到了。
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
若不是“文化大革命”
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
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
我们爱玩福尔摩斯。
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
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
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
钟书的话没错。
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其实，“忌”
他很没有必要。
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
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
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
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
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
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
那天下大雪。
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
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
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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