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
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
“小姐”
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
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
她面无表情地。
“那——”
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么办？”
“老人走路啊！”
电梯“小姐”
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
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
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
您好。
麻烦您。
“没辙啦！
我说您看着办吧！”
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
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
“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
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
不把我当“人”
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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