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榆林发现令世界震惊的优质大煤田的时候，在资金困扰勘探和开发的关键时刻，李焕政断然拍板，那个缺口资金“我拿”。
这个钱似乎不属于一个地方的投资范围。
更令人惊诧的是，榆林有史以来的第一条铁路，竟然是按李焕政设计的走向定案直到修成，他说服了铁路专家和领导，把原有的方案放弃了，不单是出于榆林的地方利益，而是更科学更符合大局的利益。
还有在水库指挥部蹲守的三天三夜，就为着保一库在榆林沙漠里珍贵的水，他甘愿冒着风险，经过准确判断而不是盲目蛮干……如此等等。
我读到这些令人震撼甚至令人揪心的情节时，往往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慨叹，这个人竟然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创造活力，如此强烈的创造欲望和创造智慧。
具有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的人并不少见，关键是把这种宝贵的能力和智慧投向何处，才是人的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高与下、重与轻的鉴别。
李焕政令人钦佩和获得当地民众热爱的最重要之点，他把包含着能力和智慧的能量，释放在边城榆林的土地和沙漠上，应该说是带有改变历史命运的一笔。
其二便是李焕政的人格品质。
对于李焕政这样的政坛高位的人说人格品质，其核心在于政治品质。
十年浩劫的“文革”，对于走上革命路途开始进入地方政权核心的李焕政，是一场生与死血与火的锻铸和考验。
那时候他刚刚30出头，在那场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又裹着堂皇理论的运动中，进行理论的判断是十分困难的，决定一个人行为走向的关键性因素里就突显出个人品质，包括政治品质和道德范畴的品质。
我以为，正是这个品质决定着李焕政在长达十年的劫难里，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规范，灾难自然是不可躲避的了。
他两次长达一年多时间的逃亡，不仅是躲避个人灾难和迫害，而且是以这种行动表示了对某种错误路线的拒绝，既然扭转不了乾坤，却也决不助纣为虐决不同流合污。
有一个细节使我心颤，他在逃回长安农村半年之后，闻听革委会成立而以为秩序恢复，便返回榆林，妻子告诉他榆林武斗和对革命干部的迫害更残酷了，推他赶紧逃走。
到家没坐10分钟又逃出门来，大雪地里辗转多日又躲回长安农村。
还有一个细节耐得咀嚼，造反派以某种许诺诱他入伙时，他清醒而又坚决地拒绝了。
虽然这种拒绝招来更深的报复性的灾难，却也拒绝了变节投降，拒绝了投机钻营，拒绝了龌龊和肮脏，保持了作为一个党的地方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也保持了作为一个人的纯粹道德层面上的纯洁。
恐怕再没有比“文革”这面更能检测人的精神、思想和品质的大镜更为严峻的镜子了，李焕政可以永远自信于那个全过程。
如果说“文革”是一种很难复发的畸形事件，那么，和平发展环境下的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最重大命题，即反腐败，也是全党全社会最关注的命题，李焕政又恰恰置身于这样的岗位上。
李焕政坚持党的纪律，毫不手软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
我更钦佩的是他为预防和堵塞经济犯罪所采取的富于创造思维的措施，健全了管理程序，显示出律治的科学性。
这样防止干部堕落以至犯罪的指导思想，比之单纯的惩治要主动得多。
这些也都属于他的神圣职责，不说也罢，我感动的是当有人公开阻碍甚至无视党所赋予他的这种神圣职责的时候，不是一般人的干扰与破坏，而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潜藏着不尽意蕴的所谓“有来头”的人企图背离那个神圣意义的事情发生时，也就清楚地看见了了不起的李焕政。
我在浩繁的可以赞誉溢美一个人的词汇中，选取了“了不起”这个词。
我很自然地选用了这个词。
我觉得李焕政确凿了不起。
这样的来自“有来头”的压力的事件书里写到过两次。
我能充分想象李焕政的艰难，因而更敬重他的以党纪国法为生命的那种崇高感和神圣感，也充分感受到了正义对于邪恶的一种凛然，甚至在一瞬间浮出“拗相公”的名字来。
归结一句，李焕政以自己的行为彰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品质规范。
李焕政对人民群众的那份自始至终的诚爱，贯穿着他全部从政生涯，也贯穿在这本传记作品里。
他在理发铺理发时，对那位生活困难的理发师的举动，令我眼热泪涌，又恰好对比着他对儿女和亲属的严厉，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处理亲属的诸多感人事迹。
人的心灵世界有许多层面，掀开李焕政的每一个层面，我看到的都是洁净与坦然，这是很难很难的事。
刘凤梅的这部著作，占有大量的生动鲜活的资料，下了工夫；她选择了不加修饰的最平实的文字风格，更贴近传主本人的气质特征，这应该是艺术创作的大境界，非深厚的功力而难为；对传主思想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包括对传主大批资料的选择，显示着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我依此而看到了刘凤梅同样令我敬重的精神品质，不单是写作才能。
2004.1.19于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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