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800人集体投河的那一幕，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
活着的这个村民尤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悬崖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关中籍中国士兵，这是一位旗手。
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部队的军旗。
那是他和他的父亲和村民们崇拜着的杨虎城创建孙蔚如统率着的西北军的军旗。
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被硝烟熏染，他仍然双手高擎着。
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几句秦腔。
那位活着的当地村民还记得其中两句戏词，是《金沙滩》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孙蔚如将军率官兵在800壮士跳河的河滩上举行公祭。
黑纱缠臂。
纸钱飘飘。
香蜡被河风吹得明明灭灭。
有人突然发现黄河水浪里有一杆军旗，诧异其为何不被河水冲走。
士兵下河打捞这杆军旗时，拖出两具尸首来。
旗杆从一个人的后背戳进去，穿透前胸，这是被称作鬼子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压在鬼子尸体上边还紧紧攥着旗杆的人，是中国士兵，就是那个吼着秦腔最后跳入黄河的旗手。
我在阅读《立马中条》书稿前，曾经听到过本书作者之一的张君祥先生讲述的这个细节。
我久久无法化释那两具叠加在一起跃入黄河的中国士兵和被旗杆刺穿背胸的鬼子的具象。
我在阅读《立马中条》重温这个过程时，突然联想到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石雕。
后世的人们多是以艺术的眼光和角度，以惊叹的口吻欣赏两千年前的艺术家完成了精美绝伦的构图与雕刻，包括刀法的简洁都呈现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大气和壮气。
两千年后一个中国关中籍的士兵，吼着秦腔，用手中仅有的一把旗杆刺穿日本侵略军一个士兵的胸膛，再把他压到黄河水底，作为祭旗的一个基座，让代表一个民族尊严的旗帜飘扬在黄河母亲的浪涛之中，其内涵和外延的最简单的意蕴，昭示着天地日月河岳之正气，正合着那幅“马踏匈奴”石雕的现代版注释。
我十分自然地归结到关于英雄的命题上来。
我在文章开头复述两则有关三门峡的神话故事，都是英雄主义的质地；我再复述800壮士跳投黄河的一幕，却更像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的神话故事。
从三门峡开天辟地的神话到20世纪40年代真实的神话，崇拜英雄，贯穿着整个民族心理的精神历程。
我也自然想到，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以最虔诚的感情，世世代代传递着、吟诵着他们的英雄。
英雄总是在危难发生时挺身而出，直面不外乎自然的变异和邪恶势力制造的种种灾难。
英雄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驱除邪恶挽救生灵重开新境，使人类得以存在得以延续得以发展。
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也是各个能够延续发展的民族共通共敬的精神。
我可以以爷爷的姿态给已经上学的孙子讲三门峡的神话传说，也可以以“马踏匈奴”的雕像向朋友炫耀汉家气象，却绝难以相同的心绪和口吻去讲述那800个跳入黄河的中国士兵的史实，还有那位旗手。
他们都是从三秦大地这家那户的柴门或窑洞走出去进入抗日战场的娃，单是一个“冷”字，岂能概括得了！
我也只有在这本书稿的阅读中，鼻息可感地感知了孙蔚如将军。
这位在我刚刚能解知人话的幼年时期就记住了的将军。
我就读的西安市34中学，就是孙蔚如将军于1935年倡议并捐资兴建的，是西安东郊第一座中学。
我的父亲和村子里的村民，我后来的中学同学以及再后来的不少同事，都在传说着孙蔚如将军的故事。
他们有的以见过孙蔚如为骄傲，有的以见过孙蔚如的嫡亲乃至旁亲都自豪得很，还有更权威的是孙蔚如将军的同村或同族或近门的人，就荣耀得令我羡慕了。
我无缘一睹将军风采，却确确实实感受到一种纯粹民间的敬重和崇拜。
这才是最真诚最原本的也是最可靠的社会心理情绪。
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因而不会因为某些卑污的企图用心而改变，或动摇。
一个为民族和国家于危亡时候横刀立马的将军，获得如此敬重和崇拜，不仅是合理的，更是这个民族——具体到关中这方地域的后世子孙的天地良心，不会改变。
有这一点，孙蔚如将军就足以告慰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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