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宾州小学院里读书的头两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极。
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这么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间，重温甚至延续一种越来越遥远的青春氛围。
后来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似乎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
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话，血管里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们无法兼容。
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意识到，最近不够关心时事，错过了某些大事件。
除了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的愤怒和期待，我并不明白他们辩论的话题。
这时，一位老朋友向众人推介：“这位王先生来美国多年，曾就职于纽约金融界，已融入主流社会。
哦，对了！
他还有一位德国未婚妻。
不妨请王先生谈谈，西方一般民众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国。”
这两个星期，家里那位西方人士频频和我吵架，无论是和她还是她的朋友，都没有深入讨论过中国的形势。
于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说：不论近期的事件朝哪个方向演变，从根本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除了少数学者政客，一般西方大众不会特别在意。
说到底，中国不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内。
何至于此？以我个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品牌化、营销化，还有生活观念的极度多元化，可算是重要原因。
看得出，有好几位脸上露出扫兴和不悦。
但我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西方人自己将富裕和自由视为天经地义，很久没有为之作过流血斗争。
但社会彻底多元化，各顾各，孤独和失落，找不着身份和感觉。
某一天倘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一般西方人不再有多少隔阂或距离，其可靠标志乃是连自己都找不着北了。”
说完我坐下，大伙儿面面相觑。
有一位打破沉默：“小王对西方的观察还算深入、细致，他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现象：相当一批海外华人，未能充分融入西方的上流和主流，容易坠入民族主义的精神洞穴。
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我明白自己当了一回反面教材。
我做东方人已不够格，做西方人也挺窝囊。
或许，加州的灿烂阳光，将朝我展开大西方另外一片天。
三
约翰·戴维斯和妻子一起来洛杉矶国际机场接我们。
他高高的额头和鼻梁，脸孔浑圆发亮。
我无须再追问卡特琳，每次和我吵架之后，那些长电话都打给了谁。
我曾高度怀疑，对卡特琳来说，约翰像一个替代父亲、精神导师，还有点暧昧的混合体。
这种奇特关系像一团阴霾，笼罩着我们两人共眠的高床。
一见面，约翰的大眼睛迸射出激动、欣喜和憨直，和我紧紧拥抱，专注而且时间长久，似乎要传递某种能量。
从机场到欧亥镇车程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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