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上电话以前，罗莉忽然激动起来，她说：“我就是你的家，我是你在美国的家！
当然，你再也不肯回家了。”
我没参加罗莉的婚礼，却把她的姓名、电话从我的地址簿上抹去了。
后来我想，罗莉说得也没错。
她是我和纽约，甚至我和美国之间一条最基本的感情纽带。
今天，我已不知她住在哪里，是否有了孩子，丈夫对她好不好，我亦不再将纽约视为第二故乡。
二
与罗莉做朋友那几年里，我从未绞尽脑汁去琢磨文化归属不归属的问题。
我们爱看的电影包括法斯宾德、塔可夫斯基和香港警匪片。
这种趣味的穿梭，同西村通向布鲁克林的地铁车厢上各种肤色的人群一样自然而且真实。
罗莉的父亲是一位和蔼的犹太医生。
70年代末期，因为一些早期中美交流，她父亲曾带着一家人来中国短暂行医。
那段经历确立了罗莉对中国人的长期怀恋甚至憧憬。
那时年轻无知的我，丝毫不了解犹太人复杂曲折的集体历史，以及他们与一般美国白人在心态和认同感方面的深刻差异。
前民权运动领袖、1984年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杰克逊曾脱口说出“纽约是一个犹太城”
，此言引发全美犹太社团的厉声抗议。
究竟这番轩然大波何所由来，我完全蒙在鼓里。
只是我注意到罗莉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似乎无穷无尽。
这种情况，同我原先所了解的郊外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有明显的不同。
因为罗莉对我好，她的无数表兄表妹叔叔婶婶们，便也对我都很客气。
许多年后，回味那段温暖的时光，我恍然领悟到，纽约城乃至整个美国的金融、法律、报纸、医药、影视、艺术、文学、出版，也都笼罩在与罗莉家族圈十分类似的亲昵关系网里。
而这不是什么阴谋，只是独特族裔文化的自然延伸。
1991年后，罗莉越来越亢奋地抒发在我看来过分激烈的女权立场；与此相伴的还有她对自己职业上缺乏成就的狂热焦虑。
我承受了她漫无边际的倾诉、分析、抱怨，还有逻辑混乱的争论。
这亦要怪我自己无知；神经质地诉说正是犹太民族的共同个性，恰似汉民族的虚饰和回避。
那年夏天，我出国念书后第一次回国。
总体而言，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再回纽约后，我变得敏感、激愤、好斗、多变。
必须承认，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使罗莉无所适从。
我嘲笑她对中国事物的天真爱好，刻薄地批评周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只要罗莉的犹太朋友谈及中国时流露出些许冷漠或者鄙薄，我又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并因之暴跳如雷。
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无法弥补的冲突，只是慢慢地疏远、隔膜。
1995年，罗莉最后一次来旧金山看我，带上了她新结交的那位小书呆子男朋友。
我讲述我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布拉格—圣彼得堡—莫斯科—北京—文切斯拉夫广场—北方的白夜—淡蓝色的斯莫尔尼宫；他们听得好奇，但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或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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