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盛宣怀很少回常州老家，即使回来也来去匆匆，大概他觉得把那么多时间扔在官船里实在不值得。
该走进围墙去看看了。
其实真没有什么可看的，旧日的大宅深院早已荡然无存。
一队建筑工人正在瓦砾堆中钻探地基，从已经挖开的几处缺口，可以看到地层深处老墙的基石，大块大块的条石垒得很深，石缝口悠悠地渗出三合土的灰浆，条条缕缕犹如化石一般，那是当初用桐油、糯米汁与洋灰搅拌的混合物。
一般来说，旧式的庭院并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这样坚固的地基足以承载大院内森严的高墙和精致的屋宇，承载如山的粮仓和充栋的诗书，承载一个大家族内每个成员的喜怒哀乐和生生死死，承载鲜花着锦般的兴盛和无可奈何的没落。
令人惊异的是，在地层以下，条石的夹缝中，竟顽强地盘踞着一棵老树根，树干估计在建房以前就砍去了，但历经百年，地底下的根蔓却并未朽没，用指甲一掐，里层还露出生命的质感。
面对着这样深厚的墙基和盘根错节的老树根，我好一阵发呆。
二
19世纪60年代末期，充斥于中国历史年表的不外乎两桩大事，一为洋务，一为教案。
一方面是士大夫们痛感于中国积弱积贫，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自强”
，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放下“天朝上国”
的架子，把对西方国家带有蔑视意味的“夷务”
一词悄悄地改作“洋务”
；一方面却是民众的排洋情绪日益高涨，烧教堂、杀洋人，此伏彼起，每一次事件，清政府都得向列强赔礼赔钱赔人头，伤透了脑筋。
请看：
1868年4月，台湾教案；8月，扬州教案。
1869年1月，酉阳教案；6月，遵义教案；11月，安庆教案。
1870年6月，天津教案。
单说最近的这次天津教案，事情也实在闹得太大了，一举打死了二十名外国人，烧了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育婴堂，连法国领事馆也被付之一炬。
事情发生后，列强以炮舰云集津门，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清政府慌了手脚，急令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查办，旋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
这种“查办”
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天津知府、知县被莫名其妙地革职充军，又向洋人送上二十颗平民百姓的头颅，外加白银五十万两。
曾国藩的这种处置引起了朝野不少人的非议，正巧这时南京发生了“张文祥刺马”
事件，清廷便把曾国藩挪了个位子，到南京去当两江总督，让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节天津。
这本来只是清代官场中一次由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人事变动，但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和一些人物的命运来说，这次人事变动却至关重要。
李鸿章来到天津是1870年（同治九年）9月间，在这以后不久，一个常州人走进了天津直督衙署。
他叫盛宣怀，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来投奔中堂大人谋差事。
这情景会使人想起一些潦倒落拓的文士，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便怀揣着什么人的荐举信来叩门子，期待着能在权贵帐下当个师爷什么的，好歹混碗饭吃。
但眼下的这个常州人似乎不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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