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
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
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
挑战的。
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
[2]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
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
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
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
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作去河内的准备了。
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
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
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
，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
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作过检查。
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
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
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
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
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
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
孩子们都大了。
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作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
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
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
她在“四人帮”
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1月24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我这里用的遵命又学和鲁迅先生所用的意思并不一样。
这里“遵命”
二字的解释就只是听别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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