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作家干预生活”
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
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
，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
但是我给关进“牛棚”
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
，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
，替我雪冤。
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
里摇头叹气。
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
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
。
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
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
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
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
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
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
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
我是“单干户”
，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
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
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
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
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
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
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
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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