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三月的某一天，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纽约布鲁克林逮捕了一名苏联间谍。
在一间摆满照相设备的房间里，在堆满缩微胶片的地板上，站着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他眼若鼠目，鼻似鹰钩，前额光秃，他的喉头在上下蠕动，因为他刚刚吞下一个包含某些绝密信息的纸团。
除此之外，这个人并未进行任何抵抗。
相反，他骄傲地宣称：“我是红军上校鲁道夫·阿贝尔[14]，我要求你们按照《日内瓦条约》对待我。”
不消说，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均为之疯狂。
这位上校受到审判，被判了一个很长的刑期，如果我没记错，是被关进了新新监狱[15]。
他在狱中的主要消遣是打台球。
六十年代初，在柏林的查理边检站，他被用来交换加里·鲍威尔斯[16]，后者是被俘的美国U2飞机飞行员——这位倒霉蛋数年前最后一次成为头条新闻，原因是他再度折戟，地点在洛杉矶附近，当时他驾驶的是直升机，这一次未能幸免于难。
鲁道夫·阿贝尔回到了莫斯科；他退休了，并未制造头条新闻，只有一点除外，即他成了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一位最令人生畏的台球高手。
他死于1971年，被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墓地，是缩微版的军人葬礼。
没有发行过他的肖像邮票。
或许有过一张？我可能没看到。
或许是那份出身不光彩的英国文学报纸没有看到。
或许是他没能挣到一张邮票，因为与一生的记录相比，新新监狱的四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此外，他也不是外国人，而只是一名侨居的同胞。
不管怎样，鲁道夫·阿贝尔没能弄到一张邮票，而仅获一座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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