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为了避免让你误以为我们已经忘了金·菲尔比，就让我们在饭店大堂的人群中觅得金·菲尔比，就让我们来问问他，他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写一篇文章，”
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是战地报道。”
让我们再追问一下他在为哪一方工作，让我们想象一下——哪怕只是一瞬间——他会诚实作答。
“正在转换阵营。
这是命令。”
他也可能冲着民族饭店的六层楼轻轻地扬一扬下巴。
因为我绝对相信，在一九三七年前后的马德里，正是奥尔洛夫建议金·菲尔比在《泰晤士报》上变换口吻，从一名亲共和派变成一名亲佛朗哥派，为的是伪装得更深。
根据安排，菲尔比应该是一颗埋进英国情报部门圣殿的长效地雷，他最好装扮成一位亲法西斯分子。
这并不是说奥尔洛夫已预见到西班牙的这场演出将如何收场，虽说他也可能有某些预感；他只是想到，或是明白，菲尔比应留到将来派用场。
他会这样想，或有这份明白，也许仅仅因为他看到了俄国人整理出的那份菲尔比（一九三三年被招募）的档案；也有可能，奥尔洛夫亲自参与了招募菲尔比的行动。
第一种情况确凿无疑，第二种情况很有可能。
无论如何，奥尔洛夫一准认识菲尔比，他会尝试把这件事告诉那位在一九四四年对他进行面试的倒霉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谈话的地点，我想，是在艾奥瓦，奥尔洛夫自加拿大移民美国后就定居于此。
到了这个时候，奥尔洛夫似乎终于打算和盘托出所有实情了，可那位联邦调查局官员却并未留意这么一位说话口吃、为苏联服务的英国佬，再说，苏联当时还是美国人的盟友。
于是，奥尔洛夫便决定不再坚持了，金·菲尔比也就一直干到上了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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