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衣。
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
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
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
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
，俗称黑五类。
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
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
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想干吗。
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
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
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个狗日的！
这是在课堂上！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
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
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
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
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
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
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
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
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
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
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
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
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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