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穿石，能断木，却不妨看作壮志凌云。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的命题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理想是高的，初级阶段的论断又强调不能一味唱高调——例如“大跃进”
时期的三年超英、五年超美或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之类。
影片《苏菲的选择》描写波兰女人苏菲被送入集中营后，法西斯军官强迫她在自己的一子一女中选一人留下，另一人则送去被消灭。
与两个孩子同时被杀相较，留下一个孩子，当然是两害中的轻者。
但在选择究竟留哪个舍哪个的时候，这种选择就太残酷了。
因为失去这一个孩子与那一个孩子的轻重是无法权衡的。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它也能告诉我们，低调选择常常是被迫的结果，是无奈的表现，不一定是被法西斯所迫，更多的是被客观条件所限制。
愈是看得出人的不自由，愈是看得出世界的无尽的缺陷，选择的调门就会愈低。
而苏菲的男友尼敦倒是调子极高的。
他深深地痛恨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他恨乌及屋，除了死者，他怀疑一切活着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人，因而对苏菲污辱之、审察之、嫌憎之。
是的，苏菲确有弱点或者叫污点。
那么尼敦呢？影片告诉我们，以偏执、严厉、冷峻的面貌表现出来的尼敦，其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的疯子。
看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看调门，尤其不能看他责备旁人时的调门，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他的记录。
大德无名，大勇无功，大德大勇的人是不会为自己吹吹打打的。
站着，所以不会腰疼的高调大话，是不算数的。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的命题，看起来不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调门高，实际上呢？这还需要讨论吗？离开了实际实效实情，有些高调其实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只有壮烈牺牲了的人才有权要求别人在必要时壮烈，我们的哲学会不会变成胆小鬼乃至叛徒的哲学呢？这又是一个人生的悖论了。
我们设想一下另一种高调选择之可能：就是说需要选择的不是两个坏人中的不更坏的一个，而是在两个极好极好的人中选择最最好的。
也就是说是两利中的选择。
这令人想起俄罗斯民歌《山楂树》，树下的姑娘面对的是“两个一样好”
的青年人，但是二者不可得兼的形势却孕育着严重的后果。
如果幸福的姑娘久久不能在两个一样好的青年人中做出应有的选择，那么她就很可能要遭遇道德上、舆论上，直至人身安全上的麻烦。
这也是福兮祸之所伏；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两利的结果产生了两害，就是说，你必须考虑：选择而有失误与迟迟不做选择的优柔寡断相比，这两害究竟哪个更轻呢？这值得三思。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这个比喻既高调又低调。
从人的本性来说，其实是想要既食鱼又食熊掌的，但是人生在世并非什么百分点都可以占全了的——这又貌似低调了。
孟子用这个二者不可得兼的比喻指向的却是“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的惊天动地的大问题，要求的是做出“舍生而取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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