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的时代，英国人刚能够稳定地获取糖，于是什么东西上都放：煎鸡蛋，加糖；炖肉，加糖；葡萄酒里，加糖。
土豆烤完了，加一勺子糖；绿叶蔬菜上，加一勺糖。
吃得起糖的人会牙齿发黑，普通人为了显得“咱也吃得起糖”
，也会特意染黑牙齿——到这地步，简直就是神经了。
甜味曾经是个政治问题。
跟英国人有关的糖危机，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19世纪初，英国人跟拿破仑打仗，拿破仑打不过英吉利海峡，便搞经济封锁，英国人一生气，也不给欧洲大陆供蔗糖。
拿破仑御下的大陆诸国要哭了：一口甜的都吃不上！
德国人这时跳出来：咱有甜菜，可以榨糖，让蔗糖去死吧！
——结果德国经济靠此崛起，实在是意料之外。
另一次是20世纪初，《泰晤士报》连篇累牍，说只有下等阶级的人才爱吃甜喝甜，嗜糖如命。
上流社会都要修身养性，减少食物含糖量还来不及呢。
结果英国人对茶里放糖，依然故我。
到“二战”
时，人民需要营养和热量，支持抗击纳粹事业，实行配给制，糖不够用，怎么办？往茶里加牛奶，“多加些牛奶，茶就甜了”
。
葡萄酒发酵，酒精度便和糖分此消彼长，所以爱喝偏甜葡萄酒的，就会被资深好酒者小看：咳，不懂得咂摸葡萄酒酸度和平衡度的小孩子，只喜欢甜啊！
南欧惯例，像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法酿葡萄酒，都喜欢加酒精强化，提前终止发酵，导致葡萄酒甜浓醉人，但这种喝法，法国北部的人就不大喜欢。
德国人喝啤酒，嫌麦酒太甜，加了啤酒花，得了其中的清爽苦味才过瘾，还要反过来嘲笑：波兰这群胖子，就是爱喝甜烧酒，个个都是大冬天，长个酒糟鼻子！
如此，口味甜不甜，在欧洲像个阶级问题。
大概在欧洲人概念里，爱喝甜饮料的，就是劳工阶级；爱吃重糖甜品的，都是小孩子家。
当然，到了现今，糖和盐一样，都成了工业社会的罪状：低盐的火腿、低糖的酒，才能见真手艺；加盐加糖加香料，都是为了弥补低劣的制作技艺——而且拿我们的健康做赌注，实在可恼！
福塞尔《格调》里认为，现代社会，下等人才会迷恋甜味。
上流社会也因此摇旗鼓吹，认为懂得品茶与咖啡的苦味，才能谏果回甘，体会到深层的味道云云……其实对日本茶道略明白的，便知道他们虽然和敬清寂、素雅纯正，但茶会时按例也有和果子。
同样，阿拉伯人以前，喝咖啡确实经常不带糖，但人也不是空口白喝，而是配椰枣，东正教徒如俄罗斯人，喝不加糖咖啡和不加糖茶炊时，惯例甜面包、蛋糕、蜂蜜摆一桌。
大概可以这么说：虽然甜味经常被当作脆弱的、下等的、世俗的、不够高雅的味道，上等人也相信能尝得苦味才显得品位非凡、耐得住寂寞等等，但抛去一切形而上的想象，人类本性DNA里，还就是喜欢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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