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
研究中国企业史，就一定要碰到“官商经济”
。
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把官商称为“大怪物”
。
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三个很著名的“大怪物”
，他们是胡雪岩、盛宣怀和孔祥熙、宋子文家族。
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
，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
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从中暗吃回扣。
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
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职务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
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前后整整20年。
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
孔、宋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
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8年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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